足坛反赌案带来中国足球产业崩塌

金钱这枚包裹着“人情”或“长官意志”等糖衣的炮弹，一次次摧毁了中国足坛各类角色脆弱的防线。

在逐利的资本与僵化的旧体制双重夹击之下，曾经活跃在中国绿茵场内外的各色人等，在挣扎中走向沉沦。当他们被一一推上被告席时，被拷问的仅仅只是他们面临的诱惑与心中的贪欲？

历时一周的中国足坛反赌扫黑案系列庭审暂告一段落，前足协官员、俱乐部违纪人员、足球黑哨等纷纷走上审判席。

杨一民的痛哭，陆俊的白发，范广鸣的木然，张建强的苦笑，构成了反赌庭审系列案中，一幅令人快意却让人唏嘘不已的众生相。

作为曾经的局内人，前国足翻译谢强，对杨一民们的心境体会颇深：“他们能有恃无恐地去做一些事情，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。很多地方把体育当作政绩，于是，他们在做这些事时，会有不少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。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局面。”

谢强说，那种环境里诱惑太多，很少有人能出淤泥而不染，“只不过是你的位置能不能给你带来灰色收入的问题。而且，在那样的环境下拿钱，你不觉得是犯法”。

足协的黑圈

出现在人们视线中的足协前副主席杨一民，已从那个戴着金丝边眼镜、头发油光铮亮、一身西装风度儒雅的博导，成为一个身穿039号橘红色囚服、头发花白、满面风霜、胡子拉碴的佝偻老人。他是本轮庭审中职位最高的前足协官员。

当他步入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二楼第14号庭审厅时，见到了旁听席上的哥哥、姐姐以及妻舅，前副主席的眼泪夺眶而出—这是他在2010年被拘捕后，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人。

杨一民被指控22项罪名，涉案金额合计人民币1254985.95元。“当时，也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一步，我经常夜里醒来，泪水控制不住地往外流。”杨一民在法庭上失声痛哭。

谢亚龙与南勇，虽然这轮未出庭受审，但在央视《新闻调查》的扫黑节目中，也都露了面。与入狱前那个衣冠楚楚、精神抖擞、头发总是抹得锃亮的“南头”相比，如今的南勇一脸颓唐。谢亚龙的满头白发，同样让人不忍目睹，当年的潇洒分头造型被如今的凄凉板寸头取代。

谢亚龙说：“我承认我有犯罪行为，但是我确实不是一个贪官。你要是说清官的话，犯罪了怎么会是清官呢？要说是庸官，我在别的岗位上都做得挺好。”

南勇说：“我是力求想做好中国足球，也一直想做好一个正面的人物。但是，不小心就到了这个地步。开始并不是想收钱，或者说拿了心安理得也并不是这样。在这种市场环境下，最终还是没有把握好。”

身处中国足坛金字塔顶“三巨头”的自白，并不是那么苍白无力。

1993年刚到中国足协时，杨一民对中国足球有着崇高的理想和目标，希望中国足球10年内称霸亚洲。很快，这名写过19部有关足球的书籍，被誉为“中国足球理论领域头号人物”且享受国务院津贴的足球博士生导师，凭借专业优势，成为技术部主任。

杨一民的学生回忆，那时的杨书生气十足，当有人给他送烟酒和其他礼品时，他很生气地说：“这不是害我吗，不仅害我多吸尼古丁，还可能让我沾染大毛病。”2002年，杨一民升任足管中心副主任和足协副主席。最初两年，他还保持着原来的形象，写点东西，搞点业务研究、培训，搞点教材。对于俱乐部送上门的钱，也都退了回去，这让他一度享有“不喜欢钱”的清名。

2005年接替阎世铎成为足协掌门的谢亚龙，也曾想干出一番事业，改变足坛乱象。这名曾经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秘书，也曾是对体坛黑暗看不惯的一分子。在悉尼奥运会前出任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时，谢亚龙对兴奋剂问题曾有过一番令人称道的作为，还严查了一批以身试法者，使中国田径队的参赛人数从最初确定的38人减少至26人；其中，包括不少“马家军”成员。而这，直接导致当年中国中长跑项目在悉尼奥运会上颗粒无收。

“组织需要的时候，我要挺身而出，但我知道足协那个地方很乱。我是